100年前,一个瑞典人的发现让世界看见“中国之前的中国”,但他却犯了一个大错-9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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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一个瑞典人的发现让世界看见“中国之前的中国”,但他却犯了一个大错

2022-01-14 12:30


100年前,一个深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一铲。破土而出的彩陶将一段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灿烂史前文明画卷逐渐铺陈在世人面前。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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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专业”的老外安特生




1914年,40岁的瑞典人安特生受当时的中国政府高薪聘请,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在中国境内寻找矿产资源。

 

2021年11月3日,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的安特生旧居。图|视觉中国


之所以找到安特生,一方面,因为他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安特生探险足迹遍布北极南极,在世界铁矿、煤矿资源的调查方面成果丰厚,还被推举为“万国地质学大会”秘书长,而且在来中国前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另一方面,瑞典与其他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不同,对中国少有野心。


安特生上任不久,便带领团队在河北发现了储量丰富又便于开采的龙烟铁矿。


但20世纪初的中国,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安特生的中国采矿工作自然没有这么一帆风顺。


不久,安特生就迎来了来华后的第一次打击。


1916年,随着袁世凯倒台,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这让安特生不得不调整了工作重心。赋闲之余,安特生有了自己的新爱好——采集古生物化石。

 

不过,第二次打击接踵而至。


1919年,他把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通过船运寄回瑞典,但满载了标本的 “北京号”途中遭遇风暴沉没,几年心血毁于一旦,这让安特生心灰意冷。


也正是这个时候,仰韶村进入了安特生的视野。


1920年深秋,他派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到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不久,刘长山带着600多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回到了北京。这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他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便急忙问询是哪个地方。刘长山正好看到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他快步走到跟前,手指指向了河南西部、黄河南岸的一个小山村,说道:“安先生,就是这里!”安特生兴奋地拿起红笔,在一个叫做“仰韶村”的地标上画了个重重的圆圈。


第二年春,安特生来到仰韶村开始了实地考察。在村南冲沟的断面上,他发现了厚厚的灰土层,其中石器与彩色陶片共存。在对地层进行几小时的详细观察后,他确信这是一处丰富的史前遗存,值得挖掘。


安特生的自信除了来源于自身专业的过硬,还有一些“运气”的因素。


他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写道:“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


如果真能找到史前遗存,安特生就可以比肩瑞典老乡斯文·赫定,也不枉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2

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先河




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意,并从当地政府获得支持,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对仰韶村进行了首次发掘。安特生一行人采用的开挖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当为首次。

 

2021年9月10日,河南三门峡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视觉中国

 

后来,探沟法被中国考古界一直沿用,并演进出“探方法”。


【注:探沟,是在遗址内划定一定规格的矩形区域,考古发掘就在此区域内进行。】


除了开挖探沟,安特生还引入了新的发掘工具——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等。这些是由中美中亚考察团从美国带来的,这套发掘工具在当时是考古发掘中最先进的。


尤其是手铲和毛刷在剔人骨和易碎陶器时尤为得力。其中,手铲现已经成为考古工作者的标志性工具,考古界甚至设有“金手铲奖”。


对于出土器物,安特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重要遗物,会用三维坐标法进行测量;陶片和石器等一般遗物,则按照发掘深度,详细记录数量、种类和特性,并根据质料和颜色进行分类。这种记录方法,已与现在田野考古的记录方法很接近。


首开先河的还有其多学科合作的方法。


仰韶遗址当时的发掘成员,除了安特生本人外,还有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地质学家袁复礼、人类学家步达生。发掘完毕后所得人骨材料由步达生研究,动物骨骼由瑞典的达尔博士研究,陶器的化学成分,安特生也邀请专人进行检测。


在仰韶遗址的一件陶器上,有植物种子印痕。安特生请瑞典植物学家爱德曼和索德伯格进行研究,后来鉴定这是一种水稻壳。此后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文章,无不提到安特生的这一发现。


多学科合作,自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传统,现在依然如此。 


刚从美国归来的袁复礼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并按照1: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图。


中国考古界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济在后来的一本著作中称这次行动“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历时36天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安特生可谓收获颇丰,他获得了一批石器、骨器和大量陶器,其中还有一些彩陶及完整器物,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国际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随后安特生的调查又扩展至杨河村、西庄村、牛口峪、池沟寨等多座遗址,他通过对比出土的遗物,认为这些遗址都在一个大体相近的时间,他们在仰韶村共发掘了17个地点,并发现了不招寨、杨河村、西庄村三处史前遗址。


其间,安特生还在附近村落发现了其他史前遗址。之后,他派助手在河南其他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三处史前遗址。安特生推测这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初期。


在仰韶遗址被发掘之前,国外学术界和考古界广泛认为中国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并无人类居住,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一书中甚至宣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八、前七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


如今,仰韶遗址的发现扫清了一切质疑之声。


3

“西来说”犯了个错




但随后安特生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考古学家接连在乌克兰以及土库曼斯坦等地发现了彩陶。从仰韶村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开始思考仰韶彩陶与中国之外彩陶的关系。因为他发现仰韶彩陶与安诺彩陶图案相似,认为它们可能出于同源。加之他认为仰韶的彩陶年代较晚,所以就推测仰韶彩陶可能由西方传入。


2021年10月21日,河南三门峡仰韶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的出土文物。图|ic photo

 

安特生想,如果仰韶彩陶“西来说”成立,那就一定会在中国的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传播痕迹。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安特生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甘肃和青海的史前遗址。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在西宁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安特生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记录了这段经历:“在西宁河流域的朱家寨遗址中,发现了大规模稀见遗物,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正因为如此,我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地质调查。”


之后,安特生在甘青地区又发现了辛店、寺洼类型等遗址的相关文物,基于这些发现,安特生用类型学和古典进化理论对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按照时间早晚进行分期: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


也就是说,他认为分布范围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


支持他这一假设其中之一的证据,便是安特生在齐家坪的个别陶片口沿内发现紫红色三角形纹饰,他便按照先有素陶后有彩陶的逻辑,在著作《甘肃考古记》中推断,齐家文化是早于甘肃仰韶不含彩陶的遗存。


他假想的齐家文化兴盛的时间,甘青地区已经出现彩陶,而仰韶还没有。基于以上,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是“西来”的。


安特生进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华文化是西方“新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融合的产物。


由考古学证据得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证实了之前西方人推测的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说法。尽管安特生自己也说,这只是一种假说。毕竟,他的考古范围只有甘肃和青海,并没有到达新疆。


当时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在欧洲、近东和中国黄河流域之间,横隔着疆域辽阔的新疆,要解决仰韶文化彩陶西来说的问题,须对新疆地区的彩陶进行系统研究。安特生对此也有同感,“由地理环境上分析,确实新疆为吾人最后解决仰韶问题之地也”。


但安特生的假说观点一出,顿时轰动学界。

 

4

被刺痛的中国考古人




“西来说”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在疑古思潮“推波助澜”下。此时,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已然跌落谷底。

“西来说”深深刺痛了中国考古人。假说的依据来源于考古,想要推翻,也同样需要考古证据。但当时中国的科学考古事业刚刚起步,1926年,人类学家李济在西阴村掘下了有史以来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铲。


仰韶文化船型彩陶壶。图|图虫创意

 

次年他撰写的《西阴村史前遗存》出版,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1927年,李济在一场讲座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


而对“西来说”的第一击,正是由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梁思永完成的。他在1931年留学归国后,发掘了安阳高楼庄的后岗。与以前发掘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发掘与遗物统计均依土质土色区分的文化层为单位进行,并依据遗物的特征,将各文化层合并为3个大的文化层,即上层的小屯文化(商文化)层、中层的龙山文化层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


这也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确认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早于商文化的逻辑关系,也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彻底打破“西来说”要等到1945年,那年5月,考古学家夏鼐在甘肃宁定县(今广河县)半山区发掘两座齐家文化墓葬,在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两片仰韶时期的彩陶片。墓葬填土中的遗物比墓葬本身的年代要早,这是考古地层学的一般常识。


夏鼐根据这一确凿的地层依据认为,在齐家文化之前,仰韶文化的彩陶在甘肃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一发现完全攻破了安特生的观点,“中华文化西来说”就失去了考古学上的根基。


夏鼐为证明自己的推论,便和考古学界的老前辈们再一次对临洮寺洼山遗址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和探索。


与此同时,安特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通过比较,他得出仰韶期彩陶同近东无关的结论,至于仰韶彩陶的源头,他也并没有追溯到西方;相反,由于马厂期彩陶与安诺及特里波列彩陶的近似,而马厂期晚于仰韶期数百年,代表一种衰退期的特征,所以安特生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是彩陶的给予者,而西方是接受者。


他1943年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一文中诚恳谈到:“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论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1950年以后,大量史前考古遗物的出土,让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


中国先后发掘的半坡、北首岭、元君庙、庙底沟、三里桥、姜寨、大河村等遗址和墓地,更是仰韶文化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老官台文化中已发现较多纹饰简单的彩陶,为仰韶文化彩陶寻找到了确切来源,至此,才真正意义上终结了彩陶“西来”之说。

 

5

四次发掘都发现了什么?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意义重大。也可以说,仰韶村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

 

2021年10月17日,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中新社

 

1951年6月,由夏鼐领队,在仰韶村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他们来到仰韶村遗址后,发现了很多暴露在外边的遗址断面,决定在遗址的中心区开展工作。


他们在遗址区开挖了一条20米×2米的探沟和一个灰坑,此次采取正南正北的方向,角度有一定的倾斜,这与安特生依路的走势挖掘探沟的方向不完全相同。发掘发现有排列稠密的墓葬9座,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


同时,在遗址内还发现有龙山时期的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篮纹陶、灰绳纹鬲、带流陶杯等,出土文物十分丰富。


由于灰坑里发现的陶片既有仰韶文化的彩陶特点,但器物的形制又接近龙山文化,报告说道,“这可代表一种混合文化中产生的陶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地层学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如遗迹与地层的关系方面,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


“在地层学的研究中,一个地层就是一个最小的共存单位……同样,一个遗迹也是一个单位。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可以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产生关系,无非表现为叠压关系或打破关系,而不可能有共存关系。因此一个单位既不可能包含另一单位,也不可能属于另一单位。”这一新的认识打破了以往对于陶器存在于某一地层中的描述。


1980年到1981年,由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渑池县文化馆联合进行第三次发掘。


此次发掘进一步证实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搞清了地层叠压关系。仰韶村文化遗址共分四种文化类型,即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晚期的西王村类型、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和龙山文化晚期的三里桥类型。


这次发掘中,出土该遗址历次发掘所得到的唯一一件完整器物——月牙纹彩陶罐。仰韶村出土的陶罐很多,但绘月牙纹饰的十分罕见。器物上的月牙纹饰共14条,月亮从圆到缺共历14天,这种巧合也许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初步了解了一些天文知识。


相比于安特生前期发掘只注意遗物而忽视遗迹及以纹饰划分遗物年代的做法,此次发掘不仅对遗迹遗物进行分别描述,遗物的分类也较为完善。首先根据功能分类法对器物按不同用途进行分类,再用质地分类法分出石器、陶器、骨器等,且以罗马数字对器物进行类型划分。


时隔40年,2020年8月,仰韶村遗址启动第四次考古发掘。


这一次,通过对仰韶村遗址的分布范围、地层堆积、遗迹分布、聚落的布局以及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规模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且因为大规模地密集打孔勘探,便能制成几个探孔连起来的“剖面图”,这样,在不进行发掘的情况下,也能清楚地看出某一位置的地层情况和遗迹的大体分布。


除此之外,此次发掘也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发现。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仰韶时期玉钺残片及陶塑。作为中国古代礼器的玉钺是古代王权象征,此次发现玉钺残片说明了仰韶村遗址存有高等级遗物。


不仅如此,还发现了青灰色“混凝土”房屋、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这种类似“水泥”混凝土地面及草拌泥(草茎泥)红烧土墙壁地面的发现,为研究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技术提供了新材料,刷新了对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筑技术等方面认识。


第四次仰韶村发掘所获得的各类样品和标本,为多学科多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填补了仰韶村遗址近百年来多学科研究的空白。


如今,仰韶文化研究已走过百年时光,持续考古发现不断改变着学界已有的认知。考古学家王仁湘曾表示:没有仰韶村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开始的时日可能还会晚一些,在中国最先发现的史前文化一定不是以“仰韶”命名的文化。


“但是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在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我们不能没有仰韶村,也不能没有仰韶文化”。

 

参考资料:

1. 陈胜前:什么是现代考古学丨文博中国,2021-11-01;

2. 为什么说中国现代考古学从仰韶文化开始?丨人民政协报,2021-10-19;

3. 中国现代考古百年:从仰韶开始丨 三联生活周刊 ,2021-09-29;

4. 为何是安特生?——浅析仰韶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起点的原因丨中国艺术报,2021-10-29;

5. “老外”安特生:按下关键的启动按钮丨青瞳视角,2021-12-04;

6. 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终结丨光明日报,2008-10-20;

7. 樊温泉:彩陶如何见证东西方史前文明互鉴?丨中国新闻网,2021-11-22;

8. 仰韶村遗址的四次考古发掘丨三门峡日报,2021-08-31;

9. 从仰韶村遗址四次发掘看考古方法的进步丨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张文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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