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展望-9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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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展望

2022-01-17 09:00

陈德铭: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展望

2022年1月14日


陈德铭,
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


 

2022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举办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商务部原部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会长陈德铭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陈德铭现场主旨演讲内容整理。

演讲全文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感谢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的邀请,就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价值链的演化趋势以及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我谨就后疫情时期的上述展望与大家分享三点看法。

看法一: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演进趋势。

此次会议聚焦“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既是一个经典学术话题,也有当下的现实意义。更确切地说,全球价值链是各国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全球价值链的定量计算正是扣除了上游品的价值,让一个企业知道所创造的净价值,让一个区域清楚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作用与所得,并据此检讨贸易政策的合理性。

回溯历史,经济全球化源起地理大发现,经历了多轮起伏。最近一轮的全球化高潮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受信息革命,新自由主义思潮助催,以及冷战结束,要素开放流动等因素影响,带动了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的大发展,全球化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轮全球化扩张出现了明显的“盘整”甚至“回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经营指数,从2011年66%的高位,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60.5%。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正在经历重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

一是在空间布局上,短链的区域化分工更加明显。由于多边贸易体制无所作为,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兴起,全球生产分工趋向于区域化发展。理论上看,区域化更能适应生产地靠近消费市场,更能顾及供应链集聚、安全与增效的要求。实践中,全球生产网络已形成亚、美、欧三大区域中心。《美墨加协定》(usmca)签署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进,加快了区域化演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更加巩固东亚、东南亚在“三足鼎立”中的地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20年欧洲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全球贸易额的70%;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比也达58%,且较2000年提高7个百分点;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协定》(afcfta)和rcep的实施,非洲、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比有望继续提升。未来受各种地缘、安全等因素影响,一些相对封闭、内部循环的“区域经济圈”,或者更高标准的贸易“小圈子”可能增多。

二是在分工布局上,本土化多元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受疫情影响和贸易摩擦,国际分工的基础即国家间的互信和企业合同的执行受到冲击,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逻辑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为重。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命脉的重点产业,从以往的要素成本驱动,无差别全球布局,逐渐向更安全可控、更贴近需求的本地或多地布局倾斜,出现“掌控经济主权”的“本土化”、“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多元化”政策导向。全球价值链逐步转向本地化,表现出链条收缩和“内化”趋势。近年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推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趋向本地化。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抽样调查,2020年,2%的在华美国企业将部分供应链迁回美国,12%迁至第三地。日本也制定“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等政策,支持企业多元化布局增强供应韧性。

三是在影响因素上,非传统变量的作用更加突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缺乏治理的负面效应日益受到关注,科技、气候、传统文化、地缘政治乃至民族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对各国正常的经贸往来施加更多影响,也给全球价值链的演进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以低碳减排为例,从《巴黎协定》到格拉斯哥会议,碳交易市场必要性达成一致,尽管尚未就贸易和物流的计碳形成共识。这故然是好事,但也将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完成资本积累更加艰难,对后发国家工业化增加额外约束,从而改版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又如地缘政治对经贸政策的影响,疫情加重了本已泛滥的各国贸易政策保护色彩,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针对重要矿产资源、芯片制造等高技术行业,收紧贸易投资许可。一些超大经济体甚至不惜引发地缘冲突,来缓解自身内部矛盾。这些新的因素,都将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带来不确定的复杂影响。

看法二:数字经济和技术将引领全球化继续前行。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跨越国界、连接万物,推动全球化不可逆地继续前行,催生一系列数字经济新变化。

一是拓展了全球化视角的深度和广度。数字技术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跨界发展。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了人类对自身、对地球、对宇宙的探索,催生了“元宇宙”等虚拟空间新概念。最近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顺利发射,将用数字技术红外摄影,为了解天体系统起源、探究宇宙各阶段历史、思考人类未来走向等提供关键支撑。

二是引发了很多深刻的产业变革。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无人驾驶、量子计算和通信、高端机器人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相继实现产业化。以人工智能为例,据普华永道研究,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推动全球gdp增长14%。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生产、维修环节将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冲击下,大批传统岗位或将消失,不仅涉及低端服务领域,甚至可能波及医护、会计、翻译等拥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中高端服务领域。据测算,数字经济下全球总就业岗位是增加的,区域之间的分布很不平衡,某种意义上决定区域全球价值链的是教育。

三是催生出许多新业态和新模式。移动支付、跨境电商等业态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智慧医疗、数字体育、协同办公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大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很多服务经济的底层逻辑。传统意义上的服务是一对一的“即时兑付”,而有数字技术高通量、低延时的万物互联,生产端可以实现全球分工合作,消费端可以实行个性化海量复制。中国防疫采取的阻隔传播、快速清零,如果没有网上购物送货进家,没有行程码掌控密接者轨迹,是无法实现的。数字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数字经济还会以我们难以想象的业态和模式出现,顺者昌,逆者衰!

在看到数字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同时,我们也须清晰了解与之伴生的治理缺陷。一方面,“数字鸿沟”加大,带来更多如何包容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存在“软硬件”两方面短板,政府治理能力欠缺,相关基础设施滞后,难以发展数字经济。据世界银行测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互联网覆盖率仅有29%,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种差距,将侵蚀后发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使他们很难再像数十年前的东亚一样,凭借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

另一方面,数据跨境流动缺失规则,需要治理创新与多边协调。美国竭力推动数据自由流入其国内,欧盟将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作为基本权利,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关注数据流动的安全措施。如此碎片化的管理,使数字经济难以发力。全球化经济应该在商业数据自由流动和据于安全目标的管制之间找到平衡。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虚拟资本,数据主权之争日趋激烈,虚拟资本的所有权归谁,更需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我国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也为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留有窗口,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depa) 》便是一次尝试。

看法三:新变局下亟待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数字经济助推全球化进程,期许全球价值链得以更加丰富完整。但是,其间的不平衡问题及其治理,传统的经济学或公共管理学理论很难得到现成答案,需要学界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研究。

一是如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利益关系,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发布的新版《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提出要素收入贸易的指标。比如美国跨国公司的品牌、设计、软件等无形资产要素在海外市场获得的收入,尚未被纳入任何贸易统计体系中;把这些收入算作美国出口的话,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比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减少32%,比增加值贸易下的统计结果减少17.4%。这些研究,对于各国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全球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都非常有意义。

二是如何深入理解投资对贸易发展的贡献,完善全球投资治理。全球价值链直接勾勒出的是贸易关系的图景,但全球价值链发展扩张的源动力则是跨国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20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流量达258.4亿美元,同比增长27.7%。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不仅是全球价值链的受益者,更已成为贡献者,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不久前中国联合部分世贸组织成员,共同联署《投资便利化谈判联合声明》,争取在2022年内结束文本谈判,推动最终达成多边协定,展现出中国在投资治理领域的担当作为。其实中国早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就与美国结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文本谈判,去年又与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判。未来学界可结合这些实践,更多研究投资与贸易、投资与包容性发展的关系。

三是如何合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确保实现公平公正。目前关于碳关税等问题的讨论很热烈,但在贸易领域,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测算“碳足迹”,更好地平衡生产方和消费方的权利义务,对未来开展国际协调至关重要。据牛津大学团队研究,如考虑到进出口产品中所含的碳排放,将排放量与生产国、消费国挂钩,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整体将减少一成,美国将增加7%,德国、日本将增加16%,瑞士将增加216%。造成气候灾难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经过几百年累积而存,工业化国家的“贡献”远大于新兴经济体,彼此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甲烷的温室气体效应远大于二氧化碳,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的《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表达了监测和控制甲烷排放的意愿。中国、印度等正在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低碳减排的任务远比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后者的技术开放和资金支持是责无旁贷的。

四是如何高度开放把握规则博弈主动,释放数字经济潜力。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领域规则博弈激烈。尽管美欧分歧南辕北辙,但在商务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开放度还是高于我们。中国只有在数字治理领域把握开放与管控的平衡,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在未来数字经济中赢得新一轮发展先机。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是像石油、黄金一般的重要经济资源。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数字市场,电子商务走在全球前列,这是最大的竞争优势。况且,法律层面也为参与国际合作预留了窗口。最近按照中央指示,国内展现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姿态,宣布参与数字经济等议题谈判,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依赖互联网,必然需要开源、互联,未来谁在开放中站在数字经济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战略主动。

无论是经济贸易政策制定,还是对外谈判工作,都离不开学术研究的坚实支撑。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聚集大批专家学者,坚持高水平、前瞻性、国际化发展导向,是相关领域前沿问题的重要交流平台。壬寅虎年将至,预祝研究院各位同仁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就!

谢谢大家。

文章选自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20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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