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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郑永年:读书是世上最容易的事

2022-02-09 09:00

【南风窗】 郑永年:读书是世上最容易的事

2022年2月4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立足于中华大地,问学于中西之间,政治学者郑永年思考不停,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政治经验和本土丰富实践的概念化、理论化。从“中国模式”到“行为联邦制”,从“制内市场”到“有限全球化”,他的思考不落窠臼,给身处时代巨变的我们带来一种豁然开朗的力量。他说,“读书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知识王国里,尽情自在地遨游、建造。”他的建造,为爱智的人,展现了智识生活的迷人,和“知识炼金术”的魔力。

即将迎来耳顺之年的郑永年生命力正旺,他很忙,我们的两次见面都是在周六的开会、接待访客中插空,但他没什么疲态,面色红润,爽朗,爱笑,谈起感兴趣的问题,话很密,停不下来。

因为学术成果丰硕,又积极参与公共写作和表达,郑永年的名字是高频词,公众不陌生,在学界更是绕不开。豆瓣上和他相关的中文出版作品有49部之多,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写过多少文章,出过多少书,只是一直保持着读书和思考,说自己从来乐在其中,几乎再没有其他爱好。

郑永年获南风窗“2021中国社会价值年度榜”的“年度学者”

 

很难用任何一种价值标签来概括郑永年。他当然很“中国”,这一点从他进入公共界之初就如此,“中国模式”,一下子说出了那么多人需要,却没想到或没敢说的,相比许多本土学者,他又很“国际”,有留洋经历,长期在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本土保持了一定距离。

正如他的一系列思考成果,“绩效合法性”“行为联邦制”“制内市场”,试图在中西经验之间,搭建一个彼此能对话的平台。认同他的,赞赏他的,反对他的,都必须绕此展开。

郑永年本人呢,对于了解和矫正外界对自己的认识,没显出什么兴趣。作为思考者,他真正的兴趣,只有一个。

1962年郑永年出生在浙江余姚郑洋村,家里世代是不识字的农民。在1981年上大学之前,他一直在农村,一如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

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七左右,相比建国初,也不过攀升了几个点,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如此,几乎没多少变化。

郑永年作过类似的表达:“中国在所有的社会建设层面,农民是最多的。”少年时期的农村经历,构成他思考中国问题的经验底色。

农村生活留给他的记忆,最突出的并不是如今一些年轻人想象的那般,是一幅平等和谐的画卷,而是计划任务突降时疾风骤雨式的粗暴,“要搞计划生育,来一帮人,咚咚咚,抓住了妇女就解决了问题”。

流行的讲法是,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但据他的生活经验,儒家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知识群体,对于广大的社会,还是法家起主要作用。

至于在生存层面,农民是靠天吃饭、自生自灭的一群人,“没有人会帮你”,各种天灾人祸,很容易就变得一无所有。在他口中,“那个时候除了仰望星空之外,啥也没有”。

他小时候,一年能吃上两顿肉就不错了,过年可以吃一顿,要种地之前可以吃一顿,平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菜,土豆、红薯之类。

上了北大,一年二十多块助学金已心满意足,“农民一年都没有多少”;1990年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三块多,“心疼得要死”。

上大学之前,他的活动范围不过乡下的方圆几公里,遵循着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天黑之后就没电了,要点煤油灯。平时也没什么文化生活,他唯一有印象的,是一张《中国青年报》。

1977年恢复高考,他还因为消息闭塞错过了机会,要到4年后的1981年,通过广播才知道可以上大学。

去北京是他第一次搭火车,到了北京和北大,眼前所见,和农村大不同,全然另一番感受。

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思想涌动,文化活跃之际,音乐、诗歌、小说、新潮美术、实验电影,先锋派文艺雨后春笋般,生机勃勃。崔健吼唱着《一无所有》,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北大校园春江水暖鸭先知,学生们唱跳踢球,文艺气氛浓厚,郑永年看到男女学生搂在一起跳舞,害羞得不得了。玩的方面,他什么都不会,只能读书,图书馆是他最爱去的地方。

那时候,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伪科学,开始恢复,同时,国外的人文社科著作也传入中国。但彼时中国并没有参与西方世界业已流行起来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而是重回西方经典,在哲学上回到康德、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在社会学上找到韦伯,在心理学上发现弗洛伊德和荣格。

存在主义哲学深深吸引了启蒙年代的学生,如今的郑永年,在演讲和采访中,还时常提到萨特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相信人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改变。

饥饿经验塑造了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当终于有机会挣脱物质、精神的贫瘠,在一般大众,激发出后来澎湃的消费主义狂热,初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无比渴求知识,拼命填补空洞了几十年的心智。

“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人思考,生活越好,人反而思考的少。”郑永年如此感慨。

包括他和刘擎在内的学者,曾表达过一种相似的感受,即他们年轻时没听说过周围人有精神疾病,心理抑郁等问题,那时候的人不是向内的,而是积极向外汲取、拓展自身。考试不及格、谈恋爱失败,马上遇挫,甚至自杀,在郑永年读书时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的生命力顽强多了,天不怕地不怕”。

1987年他硕士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跟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政治学丛书,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他翻译的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书,是美国学者阿兰·艾萨克的《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是因为它用被称之为科学方法的程序得到了证实。当我们说“我原来就知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我们只是意识到它,直觉地相信它而已。

郑永年后来的研究,将中国政治经验和本土实践进行知识化的努力,就是这样的工作。

经历过前三十年的国家挫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思想界,对于自己的过去,普遍采取一种拒绝主义的态度,那时涌现的思潮,感情中多有悲情和愤怒,这种情感力量,也推动当时的人们向外看。

一种自五四之后,再次全面追随西方的热潮沸腾了。随着国门的开放和人员的流动,西方的知识界,对于重新看到中国和理解中国,也充满兴趣。加之苏联解体引发的震惊,那时流行着一种大家终将走向一致的乐观,在这种情形下,用西方社科界已经成熟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变革实践,心理上是很自然的。

郑永年九十年代在美国读书时,也是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做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央地关系,完成后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当时评审以苏联为参照理解中国,认为中国的央地关系会类同苏联,要求他修改,但他不能同意,撤回了论文。

如果说这一态度,是他的经验和个性使然,那么在其他一些时候,则带有政治学的学科性质色彩。

在2021年12月18日南风窗举办的“2021中国社会价值年度榜”颁奖典礼的现场,作为政治学者的郑永年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陆铭一前一后,各自做了一番演讲。他们的演讲,正好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

郑永年在演讲中,强调了社会科学要扎根于一个社会独特的经验和实践,好比“医生治不好病,是医生的医治水平还不够,而不是病生错了”,而陆铭则强调中外人性无差,呼吁“更多地讲我们是一样的故事,方便别人接受”。

政治学者看到了文明和经验的不同,经济学者却在意彼此人性规律的一致。

郑永年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他喜欢用政治学科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来举例,亚氏写的《政治学》,主要内容是描述古希腊的各个城邦和政体如何运作,对不同政体做比较和分类,再综合为理论,没有抽象的东西。

类似的,包括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等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实践。仔细看去,同样是西方,内部也并不同质,“英国跟法国不一样,法国跟德国不一样,德国跟意大利不一样”,“从来都不存在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本土实践、本土经验之上”。

如此,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践而来的社科成果,放在另一个社会,被理解时会发生变化,不一定适用。换句话说,不同文化中的人,在使用同一个概念对话时,头脑中所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社会”,中国传统里有“社”,有“会”,却没有“社会”,是日本人在翻译时,将这两个字糅合在一起,来对应society,而中国的社会实际,和西方那种自发成长的市民阶层意义上的society不同。

又如“党”,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没有合法性,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党”都是贬义,与party那种中性的内涵大不同。

再如“政治”,politics意义上的政治是古希腊以来政治家之间平等公平的互相讨论、讨价还价,而中国传统里有“政”、有“治”、无“政治”,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权利。近代政治概念进入中国时,孙中山解释政治,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这就不是politics的本来意义,而是典型的中国人对“治”的理解。

再说“产权”。在西方社会,私有产权的完整与不可侵犯,是私有制的基础,与公有制决然对立。但在中国本土实践中,产权是可分割的,西周时实行的井田制,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从产权的角度看,公私是可结合的。

在郑永年看来,这些例子太有趣了,足以说明当我们使用的一样的概念时,其实背后的经验思考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会造成双方的误解和理解的错位。

如今的中国政治学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频繁强调中国经验、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但在郑永年看来,成效还不够理想,“好多东西仍然是自说自话”。

难吗?“只要努力就好了,不难。”

事实上是,中国作为一个世俗文明,吸收其他文明的历程从未中断,交流互鉴也从未停止,所以在八十年代国门洞开之时,中国又能那么快地拥抱了世界,也欢迎了世界的走来。

当郑永年强调本土经验和实践时,还有一层很深的用意。他担心不尊重实践的社会科学,会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产生危害真实世界的破坏性力量,人类历史的前车之鉴已经太多了,“不要小看哲学家,他们才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还想要改变世界”。

郑永年是一个清醒的学者,他很清楚作为学者的责任,包含对人类的弱点、理论的限度的省察,在研究工作中,要格外警惕情感态度和价值偏好的介入,恪守价值中立。

这是韦伯的教益,他说这个概念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一直谨记于心,尽管不可能彻底做到,但也要努力追求之,只有如此,研究成果才可能有效。

郑永年最广为人知的头衔是中国问题专家,在公众面前,他也多以政策专家的形象出现。但同他几次接触后,我感到作为政治学者的郑永年,其实开阔得多,他更像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学者,更像一个思想者。

把学科分类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科门类的现代学科,只是近代西方“社会”生长出来之后的产物,一直到所谓“轴心时代”的更早时候,古典学术是不分家的,也容易出“集大成”的学者,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庄,以及类似水准的思想家,都是这样的人。虽然到了现代社会,应对学术分工的需要,他们被各个学科所共享,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及其思考,具有永恒性,也是最古老的政治学的关怀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中外,政治思考都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也不会囿于某时某地某范围。一个有深度的政治学者,必须要回归和回答何为人的价值和存在目的,以及人这种充满情感想象的道德个体,如何同他人生活在一起的问题。简单来说,只要是和人相关的重要问题,都在政治学的视野之内。

郑永年是这个层次的学者,他迷恋思想的美,喜欢深刻的问题,从不怯于思考的沉重。除了读书写作,他再没有对什么有那样的痴迷。在他心里,读书是天底下最好的,思想家花了半辈子写成的东西,奉献出来,一个人几天就可以读完,还有这等美事。

在他工作的ipp(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一排书架前,我向他问起什么是如今社会最稀缺的价值,他想了想,“还是要回归人本身”。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同自然、同社会、同自身的关系?

由此展开去,他谈了很多,从古希腊到儒释道,从尼采到人的异化,再至如今的元宇宙,当下的人类正面临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价值的危机,也即“我是谁”的危机,它前所未有。

因为对人的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保持着持久的兴趣,所以尽管不追随互联网,不懂潮流文化,郑永年身上也没有陈旧感,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不脱离整个世界”。

谈话间他主动提到躺平、内卷的流行,很在意,说这些问题是当下深刻的人类价值危机的精神反映,年轻人正身处一个同他成长起来时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如果解决不了自我价值的危机,人会越来越脆弱。

这不仅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甚至更为严峻。“从集体层面考虑,我们比西方的情况要好,但是从个体层面,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他话语间充满理解,没有用他当年多么苦来对比如今人多么幸福,得出些今不如昔的感叹,相反,他看到了机会的锐减,“我们毕业的时候,各个大学抢着要,中央部委抢着要,现在是幸福了,但机会少了”。

尽管保持着这种理解,避免指责,但他也不愿就犬儒地放过,“每代人还是要思考他的生存环境,也要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存在主义的信念,在骨子里认定:人只能自救,不可能依赖别人来救。

与他商定要录制一段视频,原本请他念的“口号”是“向善、向美”,他想了想,提议改成“向外、向上”,因为“人是劳动的产物,总是不能躺平”,要能“‘脸皮很厚’地生存下去”。

虽然郑永年曾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他身上仍在涌动着深厚的生命力。一个信奉存在主义的人,一个“积极投入生活,为自己画像(萨特语)”的人,纵使悲观,也绝不会是一个失去希望的人。

“悲观者往往深刻,乐观者总是成功。”声称自己不参与政治,只是旁观政治的郑永年,展现了他身为思想家能抵达的深度,与穿透现实的力量感。

他用头脑告诉世人,看吧,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行动。

 

文章选自南风窗,202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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