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 | 我看百年未遇之大变局-9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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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 | 我看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2021-04-03 04:55

以下文章来源于正和岛 ,作者王志纲

来源:正和岛

本文根据王志纲先生于2021第九届智纲智库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大变局》精编而成。




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讲演,我们谈谈“变局”这个话题。


为什么要讲变局?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很多人看不清方向,很多企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很多昨天成功的门路与手段,成了今天失败的罪魁祸首,很多人登上巅峰之日,就到了没落之时。


不止商业的逻辑发生巨变,每个个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巨变,这一年以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家人也好,同学也罢,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往往都会撕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家庭、同学群都吵得不亦乐乎,甚至到了“割袍断义”的地步,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变化太快,不断急转弯,很多人都被甩了下去,即使留在车上的,也免不了眼冒金星,顾此失彼。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或许会清晰很多。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

  

近代史上,最早认识并提出变局的,应该是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就提出了:“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这一观点,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如今来看,李鸿章面对的“千年变局”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三千年以来的农耕与游牧之争,被海权与陆权之争所替代,敌人不再从草原上来,而是从海上来。


在“陆海之争”的背后,真正的变局是近代化。


从周秦之变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不管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格局几乎都没有变过,经过数千年的洗礼,逐渐变成了一个“局”,一代代地完善、增补,遇上了问题,就修改、微调,找出折中的方法。


数千年来,每个朝代的顶尖人物都投入到这个“局”的完善中来,如同大浪淘沙……


当然,这个“局”也受到过冲击,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满清自己也是外来者,但是这些外来者顶多就是军事实力强,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治理能力都远不及中国,都会被慢慢同化。


但是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带动了整个世界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李鸿章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入侵者,而是从科技、金融、制度、组织、军事等全方面领先的西方文明,对中国带来的降维打击。


作为时代最杰出的人物,李鸿章朦胧地感觉到了这场变局,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为这场变局而努力。但这种文明断层带来的令很多人,尤其是令这个国家的掌舵者们心生绝望



大家看这幅照片,背景有一首诗,一幅画。诗是李鸿章写的,画是120年前《辛丑条约》签约现场,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慈禧带着光绪逃跑,李鸿章复出,回京和洋人谈判,最终签署了《辛丑条约》,基本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底沦为盘中餐。


就在签订《辛丑条约》后不久,李鸿章在万众唾骂声中病逝,并留下一首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其中两句话非常深刻:“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遥想当年21岁时,李鸿章进京考试,也曾写过一句类似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但经历数十年的苦苦支撑,李鸿章也从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少年,变成了大清朝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顶梁柱,三百年国祚兴衰,八千里民生涂炭。不再有一眼望穿万年的豪迈,只剩下绝望与无奈。


不止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一根根晚清的顶梁柱,最终还是没能撑起大厦将倾的大清政权。


李鸿章死后不到10年,清朝覆灭,当时的中国,就像一座破房子,谁都可以来踢一脚,民族自卑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认为中国一无是处:制度不行、文化不行、文字不行,甚至是人种不行。


我印象特别深,年轻的时候,看了这100多年来中国文化人的反思,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行,连文化大家鲁迅都主张废掉汉字,甚至还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的说法并非个例,这股思潮发源于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严厉地批判民族劣根性,进行国民性反省,全面西化,并且确实收获成效,赶上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班车,在中国头上作威作福,因此很多中国的文化人就觉得我们的文化确实是劣等文化,要彻底西化才能救国救民。


然而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国人却更加迸发出了救亡的激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中国真正迎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变局。


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终于到了1949年,中国才回到有序的历史轨道上。


我去年写了本书叫《大国大民》(智纲智库公众号:wzggzswx)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三千年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国,有一个最典型的原则: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什么叫大道理?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国人发现,只有拥有一个强大中央、统一国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好它的国民,抵御住外来的自然灾难和战争。


但凡有个强大的中央,中国绝对繁荣强大。中央一旦弱小,全国一盘散沙,老百姓就生灵涂炭。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这样。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选择什么路,成了最大的问题。邓小平专门做了一件事,去新加坡访问。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当年邓小平去法国留学时,坐船经过新加坡待了一天,他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华人社会。



短短几十年,新加坡成了全世界不可小觑的花园国家。之前西方人说亚洲人种不行,日本崛起之后没人说了,又说中国人种不行,但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国家,为什么也能崛起呢?小平是抱着这个疑问去的新加坡。


李光耀晚年写了几本书,其中讲到了和小平的这次交流,邓小平问了他一句话,同是华人,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成这么发达的国家?


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破产的农民和渔夫,而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走到今天,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文化根基深厚、人才辈出,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官员们能够勤政,只要走市场经济,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


这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听完李光耀的建议,没有吭声。但这句话对他影响非常大。


从此之后,他坚定不移地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最终经过了40年来几代领导人的不断努力,还有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终于让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强国之林。也直接造成今天美国跟中国正面相对的大格局。


在电视剧《走进共和》中,梁启超曾建议李鸿章叛变清朝,被李鸿章拒绝,他对梁启超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这两位跨越百年的掌舵者身上,我们更能以宏观的视角审视这一变局。



如果说千年变局是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百年变局则是从绝望开始的漫漫复兴路,那么去年的这场庚子变局,则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原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新冠疫情,最后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从民众的角度而言,这场庚子变局也是一场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自百年变局以来,国人的自卑情绪一直存在,尤其是部分公知,崇美恐美之风盛行,言必称希腊,凡是中国的都是糟粕,自我否定,未战先垮。


这股风潮直到去年还很严重,尤其是国内首先爆发疫情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人奋而发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仿佛中国的体制已经无可救药。


但让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治好崇美病的,反而是美国糜烂的疫情。今天就算再亲美的人,也无法回避现实,再一味捧臭脚了。


有意思的是,我和不少人交流,发现越是年轻人,越爱国,越对国家的未来充满自信,甚至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情况,尤其是经过疫情,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古往今来,一切案例都表明,自信和从容的国民心态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总书记最近说了一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这句话真是平淡又充满力量,“平视世界”的背后,有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天翻地覆!


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崛起了


原本在边缘地带的中国,今天突然走到世界的主舞台中央。


最近拜登上台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句话全世界都在传“在我的任期内,我坚决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


这句话听了就觉得怪。拜登任期才4年,他的潜台词是说中国在4年之内就有可能超过美国,这简直比我们自己最乐观的想象都要乐观,很有意思。


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怎么回答呢?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这句话回答得非常好,只考虑怎么改变自己,至于客观上超过你,我不考虑。



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焦虑,美国总统居然会说出这种话,这背后表明了美国已经站在万丈深渊旁边。


所以为什么美国感到后怕?因为一旦被超过,它所依靠的无形资产,包括通过美元薅全世界羊毛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相继爆发,那就不单单是老大老二的问题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占地方了。


这里面,我想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当时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对广东可以说非常了解。苏东坡当年流放到广东时,曾形容广东人:其面如猴,其身如鸟。带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到上世纪80年代广东突然崛起,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但凡出现一个奸商,说的肯定是广东话。


中国现在就是享受了当时广东的“待遇”。很多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丑化、妖魔化中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们从骨子里都认可中国的强大。


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两大陷阱。(智纲智库公众号wzggzswx



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15次老大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收拾掉的“老二”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在拜登上台之前,很多人都抱有一定期待,认为拜登会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我则完全不抱类似的幻想,民主党向来更喜欢在对华议题上做文章,出于弥合国内矛盾的角度考虑,对华强硬也是拜登用来迎合民众的手段之一。


第二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想迈向发达国家最终都没迈过去,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所以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必须扶贫、造血。


作为社会观察者,20多年来我行走中国,从未见过政府消除贫困的意志像今天那么强烈。


近些年我在各地考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当地干部把扶贫工作作为重点狠抓不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贫困户各项难题,可见决心之坚。这就是中国制度上的优越性。


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点就是高科技上必须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菲律宾、泰国和拉美为什么最后走不动了?就是因为高科技上没有突破,不能成为火车头。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晰。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没有未来了呢?并不是,在政客的打压和民众的排华情绪之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那就是商业的力量,也是规律的力量,我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三次‘借腹生子’”。



回顾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新科技带来的拉动效应。信息时代虽然起源于美国,但中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可以说独步天下。一切经济竞争中,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只有嫁接到市场,技术才会产生价值。


我在硅谷与很多美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讲到,美国的原发型创新像受精卵,而中国齐全的产业体系、产业配套和工程师红利就像是天然的卵床。两者必须结合,经过着床、孕育、怀胎、分娩的一系列过程,才能孕育出最终的产品。


任何一项高新技术都需要通过市场应用来完善,需要通过规模应用来成熟。中国14亿人口消费升级和巨大产业转型的需求,成为引导创新的“中国动力”。


从最早比尔·盖茨开启的pc时代,到乔布斯开启的移动互联时代,再到今天马斯克引领的智能时代,这些企业家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微软帮助中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大批门户网站应运而生,中国赶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苹果虽然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差价,但无意间也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大湾区产业链的升级与完善,其所开创的移动互联时代也催生了中国的一大批新兴巨头,甚至可以说华为今天在终端上的成功,也离不开苹果的孕育。


在眼前的特斯拉,也是一个中美之互补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是中国人把马斯克抬上首富之位,上海工厂的批量投产解决了产能问题,供应链本地化让造车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人对特斯拉的热情又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如果不是在中国,马斯克可能早就被美国的疫情拖死了。


很多像富士康、三星这类的企业,自以为是,觉得中国离不开它们,需要靠它吃饭,其实恰恰相反,中国能托起一个特斯拉,就能托起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企业,庞大的市场不会因为缺了谁而停转,一走了之很容易,再想回来就难了。


生意人最现实,资本没有国界。“中美合作”所释放的巨大利益,通过新科世界首富的诞生,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因此,即使在中美关系这么严峻的今天,从华尔街到硅谷,比尔盖茨也好、马斯克也好,桥水基金的瑞·达里奥也好,都在为中国说好话。


与其说他们热爱中国,倒不如说这批真正主导美国的精英们,深刻地知道中美合作的巨大利润空间,所以他们才不会和钱过不去。


近20年来,当两国的差距越来越近,美国试图让中国自主西化的想法又遭到破灭后,摩擦是理所当然的。


但无论从产业结构、文化理念、政治制度上,中美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这话讲了几十年,但再没比现在这十字路口,这关键点上更发人深思了。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美国难过,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下也难过;美国问题成堆,中国问题也不少。


所以下一步就是一个“熬”的时代,好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难的时候,中国难美国更难,你难竞争对手更难,先不要谈什么力争上游,谁能熬得久,谁就能在对手的尸体上爬起来,打扫残局,重整河山。


谁不倒,谁就占据了基础。美国人未来怎么折腾,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防御、反击,但最终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中国怎么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比“熬”的时代来了


第三部分讲破局,怎么“熬”。只有打不死的时候,才有坐下来谈的可能。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下半场。很多企业家原来“甩开膀子挣钱”,现在感受到了不适应,处处受限,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现在从数量增长、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变成先富带后富,至少要共同发展,甚至是公平优先。


这该怎么解读呢?十九大报告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可以说是指导中国未来至少20年的大方向、大道理。


早在2015年,也就是十九大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智纲智库公众号wzggzswx当时轰动很大。我预言中国要走向“三个重建”,第一重建秩序,第二重建文化,第三重建生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是“大破”的年代,经济上破掉了“计划经济”,思想上也破掉了禁锢,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却在滑坡,生态环境也是大规模破坏。


过去的三十年里,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发展就是硬道理。鼓励的就是敢冲、敢想、敢变通。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很多投机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这三十年甚至有一种潜规则在江湖上传得很广,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多少人一边骂腐败、一边投奔腐败,一边骂着道德沦丧、一边昧着良心做事,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6年过去,回过头看,三个重建全部兑现。


第一个秩序重建。原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贪腐问题之严重,说是千疮百孔都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中央树立权威,官场风气彻底改变,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甚至要倒查二十年。


第二个文化重建。尊老爱幼、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传统的价值观要重新提倡,必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然后我们才能可持续。杀鸡取卵、不择手段,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一定要建规矩、立章法。


第三个是生态重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之前喊了多少年,基本看不到成效,力度之大,小作坊小矿山说关就关,说整顿就整顿,不管触动谁的奶酪,一查到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拼命挣钱、不择手段挣钱的老板,感到不适应,这是必然规律。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以后靠数量发展、不计代价的方式,从生态、政策、文化上都不会允许的。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到来,新消费需求、新技术引领、新增长模式都将导致整个环境重新洗牌。整个中国发展到今天,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好人赚钱的时代到来了。



这是一个老板跟我讲的,他说原来我们要当坏人,如果不当坏人就赚不了钱。而到了现在,“坏人”赚钱的路越走越窄,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走,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变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该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那个唯华尔街规则是从、升起来就是太阳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应当脚踏实地做好实业,摒弃投机心理,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里,需要专业精神、长期主义,而一切的前提,则是选准赛道,也就是要具备战略思维,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大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继往开来;中到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实现,一个区域的发展,一个企业的转型;具体到个人,如何尽早明晰自己的优劣势?如何找到自己感兴趣、有感觉、并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些都离不开战略。


重视战略的人,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越走越顺。战略决策把握好了,少走弯路,有些人速度也不慢,但路选错了,总是在断头公路上跑,所以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有些企业,看起来业绩屡创新高,实则积重难返,跑得越快,离死亡就越近,这正是忽视战略的悲哀之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越是面对大变局,越需要具备强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只有掌握了战略,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


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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